不同孕次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及影响因素调查

　　不同孕次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及影响因素调查

　　沐婷玉1，吴丹2，张成璐1，廖培培3 1.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，安徽合肥230022;2.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，安徽合肥230022;3.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二区，江苏连云港222000

　　摘要：目的探讨初产妇和经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，为产后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科一半：依据，，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对合肥3所三甲医院828例产妇进行调查。结果828例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为45. 41%，在抑郁检出组中有29. 87%产妇在过去7d内有自伤意念。初产妇500例和经产妇328例产后抑郁发生率分别为46. 20%和44. 21%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P>0.05)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，初产妇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为配偶文化程度(OR -0. 551)和家庭关系( OR=2. 881)，经产妇产后抑郁影响因素为家庭关系(OR=3.152)。结论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较高，影响初产妇与经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存在差异，且家庭关系是影响二者的共同因素;开展产后抑郁干预工作时，应为产妇提供更多的孕产期保健知识和家庭支持，促进产妇心理健康。

　　关键词：产后抑郁;发生率;影响因素

　　中国图书分类号：R173文献标识码：E文章编号：1001 441I( 2018 )10-2319-04;doi：10. 7620/zgfybj. j.isSn.1001-441I. 2018. l()5 J

　　Investigation on preval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

　　pregnant women with different times of pregnancy MU Ting-Yu, LI Yu-Hong, GAO Ya-Qin, et al.Nursing College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, Hefei, Anhui 230022, China

　　Key words: Postpartum depression; Prevalence; Influencing f'ac:tor

　　产后抑郁( Postpartum depression，PPD)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围产期精神障碍[1]，不仅影响产妇的自身健康，对母婴关系、婴儿生长发育和情绪行为也会产生不良影响，严重者还会出现杀婴、自杀倾向或行为，对家庭和社会危害极大[2]。据报道[3]，我国PPD发生率为22%~68.1%。近几年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，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，二胎产妇逐渐增多，高龄产妇的数量也随之增加，且较初产妇而言其心理与生理均承受着较大的压力[4]。因此，本研究将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初产妇与经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，探讨人口学特征对产妇抑郁情绪的影响，为PPD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。

　　基金项目：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(KJ2017 A191)

　　通讯作者：李玉红，F-mail: lyh931024@ 126.com

　　1 资料与方法

　　1.1 研究对象2015年6月-2017年3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合肥3所三甲医院产科828例产妇为研究对象。纳入标准：①单胎、自然分’娩、母婴同室;②具备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，表达正常，且知情同意。排除标准：①剖官产;②新生儿畸形或有严重躯体疾病或其他原因致母婴分离;③孕期有严重并发症或合并症;④既往有严重精神病史或性格障碍，孕期经历重大应激事件。

　　1.2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，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，发放问卷，说明调查目的和注意事项后给予被调查者充分时间独立、匿名填写并现场收回。共发放问卷850份，回收850份，回收率为100%;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，共统计828份问卷，有效率为97. 41%。问卷内容：①一般资料问卷：自行编制，内容包括产妇的年龄、民族、有无宗教信仰、婚姻状况、文化程度、职业、家庭关系、医疗费用支付形式及配偶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职业等。②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(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, EPDS)：是目前常用的产后抑郁筛查工具，为自评量表。EPDS共10个条目，分别涉及心境、乐趣、自责、焦虑、恐惧、失眠、应付能力、悲伤、哭泣和自伤等。采用四级评分制(0~3分)，即0分为从未、1分为偶尔、2分为经常、3分为总是，总分为0—30分，得分越高说明抑郁情绪越严重。EPDS以9/10分作为筛查PPD的佳临界值，其Cronbach's d为0. 89”。本研究采用EPDS总分≥10分作为产后抑郁情绪的判断标准。

　　1.3统计学分析对于有效问卷采用EpiData 3.0软件建立数据库，应用SPSS 17.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，采用单样本K-S检验方法检验样本是否符合正态分布。PPD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符合正态分布(i±s)描述，采用方差分析或￡检验进行不同人口学特征产妇产后抑郁情绪的单因素分析。将PPD评分结果转化为二分类变量，是否存在产后抑郁情绪。采用，检验分析初产妇与经产妇PPD发生率的差异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产妇PPD的影响因素。以P<0. 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　　2结果

　　2.1 产妇一般人口学资料本研究调查828例产妇中初产妇500例占60. 39%，经产妇328例占39. 61%;产妇产后1～7 d，平均(2.19+2. 16)d;年龄18—43岁，平均(29. 09+3. 77)岁;孕周33~42周，平均( 38. 65±1.83)周;配偶年龄20~50岁，平均( 30. 72+4. 48)岁。

　　2.2 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828例产妇EPDS得分为(9. 17 +4. 12)分，产后抑郁发生率为45. 41%。在抑郁检出组中有29. 87%的产妇在过去7d内有自伤意念。其中初产妇231例占46. 20%，经产妇145例占44. 21%，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P>O. 05).，见表l。

　　2.3 不同人口学特征产妇产后抑郁的单因素分析10个单因素中，初产妇筛查出3个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，分别是：产妇文化程度(F=6. 139，P=0.002)、配偶文化程度(扛7.219，P=0.007)、家庭关系(F= 48. 627，P=0.000);经产妇筛查出1个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：家庭关系(F=16. 689，P=0.000)。见表2。

　　2.4 产妇产后抑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将存在相关性的因素分别纳入初产妇(3个因素)和经产妇(1个因素)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，并进行自变量的赋值。结果显示，有2个因素进入初产妇回归模型，即配偶文化程度(OR:0.551，95% CI:0. 323~0.940)和家庭关系(OR:2.881，95%Cl：2. 116~3.923);有1个因素进入经产妇回归模型，即家庭关系(OR:3.152，95% Cl:2.027~4.899)。见表3、表4。

　　表1初产妇和经产妇产后抑郁情绪发生率[例(%)]

　　表2 828例不同人口学特征产妇产后抑郁情绪的单因素分析[例(%)，x+s]

　　表3初产妇PPD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(500例)

　　表4经产妇PPD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(328例)

　　3讨论

　　3.1 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 本研究中828例产妇PPD发生率为45. 41%，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。虽然PPD的检出率与筛查工具、产后筛查时间及各地区的人口特征的不同有所差异，但本次调查结果与张柳等叫相似。在本次PPD检出组中，有29. 87%产妇在过去7d内有自伤意念，表明产妇产后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。本研究表明，初产妇与经产妇PP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P>0.05)，这与谭彤红等[7];研究结果一致。但刘妍妤等则认为产次与PPD存在相关性，初产妇PPD发生率高于经产妇。本研究针对结果认为，伴随二孩政策的开放，本研究所纳入的经产妇中有20. 73%为高龄产妇(年龄≥35岁)，且高龄产妇PPD发生率较高，孕妇年龄过大是发生PPD的危险因素[9 J，这可能是本研究中经产妇PPD检出率较高的原因。这提示妇幼工作者，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，在关注初产妇产后心理状态的同时，也应加强对经产妇产后心理状态的评估。

　　3.2 初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社会人口学影响因素本研究中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，共有2个因素进入模型，初产妇PPD的发生受配偶文化程度和家庭关系的影响，即配偶文化程度越低、家庭关系越差PPD发生率越高。

　　3.2.1 配偶文化程度 邱忠君等Liol研究结果显示，配偶文化程度与PPD的发生存在相关性，配偶文化程度降低，PPD的发生率升高，与本研究结果一致。施夏英指出，初产妇配偶对新生儿护理知识了解不足，认知程度偏低;配偶文化程度越高，自学能力越强，会通过多种渠道学习，对新生儿护理知识的认知越高。这提示初产妇配偶文化程度越高，获取知识的能力及途径越多，可以为产妇提供更多产后护理知识和家庭支持。因此，医务工作者应将初产妇配偶纳入孕产期健康教育人群，鼓励初产妇及其配偶共同学习母婴保健知识，为初产妇提供良好的信息支持和家庭支持，以降低PPD的发生率。

　　3.2.2家庭关系朱珍玲等[12]研究表明，家庭关系不和谐的初产妇PPD发生率高，与本研究结果一致。妊娠与分娩是女性一生中较脆弱的阶段13，尤其是初产妇，对待自身角色的转变需要更多精神与心理的支持。陈淳等H指出，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促进初产妇母亲角色适应。家庭则作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，家庭成员(尤其是配偶)的情感和物质支持可提高初产妇的正性情绪[15]。这提示妇幼保健人员在开展初产妇PPD干预工作时，除了对产妇自身进行干预，也应适当进行家庭成员的干预，为产妇营造良好的家庭支持，以减少PPD的发生。

　　3.3 经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社会人口学影响因素本研究中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，家庭关系是唯一进入回归模型中的因素，经产妇PPD的发生受家庭关系的影响，即家庭关系不融洽PPD发生率越高，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似。李淑玉等[16]研究发现，夫妻感情关系是影响经产妇PPD的重要因素，良好的家庭支持可以减少PPD的发生[17]。李美华等[18]研究指出，对于经产妇而言，存在照顾“大宝”的负担，希望获得更多来源于家庭的支持，尤其是丈夫的支持。因此，良好的家庭关系对于经产妇显得尤为重要，这提示妇幼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，应评估经产妇家庭关系，增强经产妇家庭支持，为产妇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，从而减少产妇的负性情绪。

　　本研究显示，初产妇和经产妇的PPD发生率均处于较高水平，产妇产后心理健康应引起妇幼保健人员的重视。同时，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，越来越多的高龄妇女备孕和妊娠[19]。其妊娠期及产后的心理健康也应得到关注。同时，配偶文化程度影响初产妇PPD的发生，配偶文化程度越高，了解的孕产期保健知识越丰富，获取知识的途径越多，可以为初产妇提供更多的信息与情感支持。无论初产妇还是经产妇的PPD发生均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，良好的家庭关系可以降低产妇PPD的发生。因此，妇幼工作者在开展PPD干预工作时，应考虑到初产妇与经产妇的社会人口学特征，为产妇提供更多的孕产期保健知识和家庭支持，从而降低产后抑郁发生率，减少对产妇个人、家庭和社会的危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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